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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传岳飞《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忠愤激烈，慷慨悲怆，语强敌则以匈奴，指时事则道靖康，言寇仇以贺兰，斥顽凶为胡虏，古今交融，语重义刚，振金声于曩昔，起顽懦于当代，深刻而持久地激扬着华夏民族奋发抗争的斗志。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以文本晚出质疑《满江红·写怀》为岳飞所作以来，围绕该词作者的争议迄未休止，但无论是肯定者抑或否定者，双方皆无确据证明该词是否为武穆所作，而关于该词在宋元两代流传的可靠记录至今亦未发现。但《满江红·写怀》既然是据明弘治年间（1488—1505）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徐阶（1503—1583）所编《岳武穆遗文》（嘉靖十五年[1536]刊），则其与岳飞之关系亦可谓由来久矣。而就词的内容言，它与岳飞《五岳祠盟记》之“北逾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又确有命意、遣词上的相通相似之处。职是之故，即便《满江红·写怀》原本并无主名，人们或许也不难根据《五岳祠盟记》将其署之岳飞。

以往人们研究《满江红·写怀》特别注重对“踏破贺兰山缺”句的发掘，但是，由于贺兰山牵涉到特指和泛称的问题，而北宋姚嗣宗又有“踏破贺兰石”诗句广为流传，故凭“踏破”句实在难以辩证其是否岳作。或谓岳飞宋人不宜言“靖康耻”，这恐怕也只是今人的“想当然”，南宋名臣李纲诗云“靖康虏骑窥帝闉，中原惨澹生烟尘。……手斩可汗羁可敦，天旋日转还两君。书铭却勒燕然勋，摅愤刷耻志乃伸”（《渊圣皇帝赐宝剑生铁花感而赋诗》），虽未直言“靖康耻”，而前述“靖康”，后写“刷耻”，实际也就是在说“靖康耻”。综言之，仅凭单词只句证明《满江红·写怀》是或非岳飞所作，殊难得出可信结论。

既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满江红·写怀》是否为岳飞所作，那么不妨就词论词，看看它是否符合赵宋南渡爱国抗战诗词的一般表达模式。《满江红·写怀》虽与多篇南渡词存在相似的内容片段，如“怒发冲冠，凭栏处”与“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胡世将《酹江月》），“潇潇雨歇。抬望眼”与“霏霏雨湿。凄望眼”（赵鼎《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与“叹我等闲白了、少年头”（朱敦儒《相见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与“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辛弃疾《水龙吟》），等等，但该词的内在逻辑意脉却有别于南渡文坛志在恢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的作品。《满江红·写怀》上阕在写完“怒发冲冠……壮怀激烈”数句后，理应抒发凭栏遥望中原故国之感慨，犹辛弃疾之“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南乡子》），亦犹陆游之“中原北望气如山”（《书愤》），凭栏处的怒发冲冠乃是遥望故国山河、感慨千古兴亡而不能自已所致，是痛惜国土沦丧、有家难归所致。但该词却突然调转笔锋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来追述作者的功业生涯，这样就把南渡词惯用的“登高凭栏—遥望中原—痛金瓯缺—感慨悲愤”的表意范式打破了：原来作者登临凭栏之际的冲冠怒发并不关乎家国，而只是感叹自己的功业、生平！“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更进一步将凭栏之怒聚焦己身。如此，倘若读者不在心中预设词作者为岳飞，则《满江红·写怀》的整个上阕与宋代士人南渡情结毫无关系。词的下阕同样缺失“中原”。在唐宋人语境中，贺兰山是胡人领地，所谓“贺兰山便是戎疆”（顾飞熊《出塞即事》）。北宋以西夏为劲敌，贺兰山属西夏，故北宋人亦言及贺兰山，如陶弼“戎昊乘我间，南驰贺兰骑”（《兵器》）、司马光“贺兰山前烽火满，谁令小虏骄慢延须臾”（《将军行》）、黄庶“欲于塞外勒姓名，往往夜梦贺兰石”（《送李室长庆州宁觐》）。靖康之难，中原沦陷，故对南渡士人来说，收复中原故土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张元干“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贺新郎》）、“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贺新郎》）、题名岳飞的《满江红》（遥望中原）亦以“一鞭直渡清河洛”自期，而最著名的无过陆游《示儿》之“王师北定中原日”。胡虏既已侵占中原，在河洛未清、中原未定之时，如何能够跨越敌占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呢？即便我们假设该词作者是岳飞，他的数次“北伐”虽曾短暂收复北方部分地区，但他并未能够完全克复中原，那么他在词中如此表达，是否合情合理？或许有人会说，“踏破”句以及“壮志”“笑谈”两句都是紧承“靖康耻”“臣子恨”，其意在表达迎回二圣。倘如此则可直写洗荡胡虏巢穴，如李纲《苏武令》之“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何必再写华夷分界的贺兰山？《满江红·写怀》歇拍又云“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倘若已经踏破贺兰山缺，则是中原“旧山河”早在掌控之中，又何须再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作者所谓“旧山河”到底指什么？

总之，中原书写的缺失不仅使《满江红·写怀》表情有异宋室南渡诸作，而且造成下阕意脉的凌乱、矛盾。该词虽然呈现出慷慨悲壮的风格，但它其实并不符合赵宋南渡爱国抗战诗词的表达范式。当然，上述论析并不能定谳《满江红·写怀》是否为岳飞所作的问题，事实上，笔者正是希望在暂时搁置岳飞与该词关系的前提下，结合南渡士人作品对它做出深切分析，从而还原它在没有“外力加持”下的本来面目。

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有云：“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在此，冯氏特举杭州岳庙所辑岳飞手书“还我河山”四字用以申述南渡宋人之“虚愿”，足见岳飞与南渡之关系的深入人心。作为南渡抗战精神代表的岳飞，即便失却《满江红·写怀》也决然无损其伟大，而《满江红·写怀》则有赖民族英雄岳飞的映照，才能被视作赵宋南渡抗战呼声的最强音。

（作者：张德恒，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德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