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嘉南·加内什，翻译/李碧琪，校对/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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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当承认“红色”中国对一位美国总统仍属于“政治自杀”行为时，戴高乐就这样做了。不久，他带领法国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机制。在一次历史性的、仿佛荷马史诗般的拉美之行中，戴高乐承诺将与地区国家团结对抗一个他并未指明、但不难猜出的霸权国家。如果说法国从来没有对美国和苏联一视同仁，至少戴高乐倾向于认为（哪怕缺乏充分证据），说到令人难以忍受的霸权，美苏大抵相似。

那么，不妨在这种视角下考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访华之旅。确实，不管是言辞还是行动，他都表现的与中国相当亲近，在一些问题上增添了法国同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同美国之间的分歧。现在恐怕没有哪位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马克龙更需要一位能“润色”措辞的文字编辑。

然而，马克龙的任何一位前任或继任者都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甚至产生更大影响。法国长期渴望成为世界上的“第三支力量”（冷战尚未完全结束，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提议组建一个包含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联邦）。法国也比其他任何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大的外交与军事影响力。结合这些现实，“欧洲”就其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的程度而言，永远不会全心全意地追随美国的对华立场。

4月5日，马克龙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发表讲话。图自视觉中国

除了法国因素之外，我们还有理由怀疑美国和欧洲是否能就对华立场达成一致。

首先，对双方来说利害关系不尽相同。美国正在捍卫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再拥有这种地位。就事论事，柏林或布鲁塞尔对世界第二大国崛起的感受，远不如华盛顿那样焦虑。欧洲与美国对于维护霸权地位的官方表态并不相同，因为欧洲本来就不具备美国的霸权实力。

第二点，美国现在或者将来，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它在能源、农业与科技领域具备充分的资源与能力。在将数十亿计的晶体管刻在硅片上的半导体技艺方面，美国仍然在努力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但它至少有资本考虑与中国“脱钩”（顺便说一句，美国领导层比我们这些评论员更少提及这个词）的可能。至于欧洲大陆，乌克兰冲突将其对外部世界多层面的依赖，以一种极为令人难堪的方式暴露出来，自然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受形势所迫，欧洲不得不以更为精明、圆滑的方式在大国间打交道。

接下来，还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地理距离。冷战时期，那些最难相处的西欧国家也必须紧紧依靠美国，因为他们距离苏联如此之近，承担不起任何风险。如今面对中国情况却大为不同。

历史学家尼尔·格林在他的新书《亚洲如何认识自我》（这本书值得起一个更醒目的标题）中，探讨了什么是亚洲，甚至对亚洲范围的定义。这片大陆如此广袤，文明如此多样，其中一些文明彼此接触并理解对方的节奏相当慢，亚洲可能过于宏大，很难清晰地定义。

顺着这个思路就能意识到，即便美国也有理由自称是一个亚洲国家。不仅仅因为美国有数千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线，也不只因人口变化的趋势表明，到本世纪中叶亚裔美国人将超过西班牙裔，成为美国最大的族裔群体。这完全是一种习惯。无论是日本开国（1853年）还是美西战争（1898年），美国在亚洲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远早于它在欧洲的存在。在“孤立主义”盛行的1930年代，美国占据菲律宾。如今，仅日本就驻扎了美军海外部署现役兵力的31%。不管是发展文化、科研还是军事存在，加利福尼亚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州。加州不仅仅是在物理意义上“面向亚洲”。

美国对亚洲的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有敏锐体察，就算美国算不上亚洲国家，这种敏锐也远远超过一个遥远的贸易伙伴和安全担保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对“亚太区域”心理层面上的强烈关注，在任何一个欧洲首都的执政精英那里都找不到。

以上一切都不能说明，马克龙对中国的看法会立即成为欧洲的主流认识。欧洲人对法国的动机尚有不小的顾虑。至于英国、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则对美国过度顺从。但无论是对华关系的实质，还是彼此对这段关系赋予的高度重视，欧洲永远不可能追随美国的对华立场。欧美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马克龙认为自己是一位命运之人（man of destiny）。地理即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