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 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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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娟

这不是一名快递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而后通过互联网一夜成名的故事。这是一位原本只顾着一日三餐，无意间抓住写作这根稻草，断断续续14年，终于找到自我表达路径的写作者的故事，只不过这位写作者碰巧当过快递员。

他叫胡安焉，一个消瘦的广东人，20岁中专毕业，做过酒店服务生、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漫画社干过美编，菜市场卖过雪糕，北京送过快递……2019年11月25日，他就职的快递公司解散，被动结束工作后，疫情又严重起来。对于一名普通的快递员来说，这是糟糕的境遇，但对胡安焉而言，这一切都让再次拿起笔写作变得理所当然。他开始在豆瓣上讲述自己在快递公司的打工经历。

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一个故事——“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便掀起不小的波澜。文章刚发在豆瓣上，旋即达到30多万的浏览量，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各路编辑也纷纷找来，他又怀着谦卑的心态，继续写了“我在北京派快件”，刊在《读库2103》上。热度之下，他将这些故事重新整理修订，又新增8万多字，一笔一画地回顾了做过的其他大大小小的工作，最终出版了他自己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

· 胡安焉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本书3月面市，随后便一直盘踞在各大平台的新书热榜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位“快递员作家”。有人被感动：“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有同行道谢：“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更多的是陌生人的赞许：“喜欢这种文字，平实、诚恳、不矫饰。”

文学创作者大都被虚构的魅力诱惑着，胡安焉也写过《南瓜布丁》《消失的远山》《鲸》等多篇虚构小说，反响平平。而进入非虚构写作领域，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这更像是无心插柳之举。他坦承：“通过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我做到了从前在写作小说时想做但没做到的事情，即和更多读者建立关于生活的共鸣。”又说，“小说对我来说始终更重要，因为它有更丰富和复杂的表现形式，对作者和读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虚实之间，写作如何潜入胡安焉的生活，热度过后，他的文字又将通往何处。2023年5月，带着这些问题，《环球人物》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胡安焉，以下是他的自述。

1分钟=0.5元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7年5月12日，汶川地震9周年的时候，我入职了广东顺德一家当时全国最大的货运枢纽中心，上长夜班，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我要把到站的快件按目的地分拣、打包，或者破开被大大的纤维袋装着的快件，把它们倒在分拣台上。重的纤维袋有五六十斤，要一整晚不停地倒。一到凌晨四五点，人就困得难受，常常感到眼前一黑要失去知觉。身子摇摇欲坠时，又猛地惊醒，模样像行尸走肉。广东夏天热，我试过一晚上喝光3升水，整晚不小便，因为水都从汗腺排掉了。我干了10个月，中间拿过5次A等绩效，但我渐渐感到脑子不好使了，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于是养成了吃坚果的习惯，核桃、花生和瓜子，价格都在一斤10块钱以内。

· 胡安焉做快递分拣员时拍照记录下自己的手臂。

开始写这段“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的故事，并非是想向读者说些工作的内幕，更多是一种记录，所以我还选了很多照片放在里面，像日记一样。我从下午写到晚上，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的读者反馈以及收入，比我之前10多年写的所有小说加起来都要多。它后来就成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的第一章。

第二章“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不过它恰好是我以上班的方式做的最后一份工作。当时在北京通州，这一带的快递员按件计薪，一个月平均工资7000元左右，我也差不多，公司买五险，这是我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我算过一笔账：按每月工作26天算，我的日薪大约270块。我们一般早上6点多到站点开晨会，然后卸货、分拣、装车，再去往划定的片区派件，送完快递要返回站点，整理第二天的工作，晚会有时开到11点多才下班。每天真正花在派件工作上大概9个小时，所以理想状态我每小时挣30元，平均每分钟就是0.5元。派一个件挣2元，因此，我要每4分钟派出一个件才不至于掉到平均线以下。

· 在北京送快递时的胡安焉。

每个快递员的手机里都有一个“系统”。你早上领了几个件、送了几个件，都能实时监测。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度，比如说到了中午11点，我想看看已经送了几个，一看送了50个，但是我昨天这时候已经送了60个，我就觉得不行，今天慢了我要抓紧。

我有焦虑感，必须要知道今天到底慢了还是快了，如果快了我就会安心，今天比昨天好。如果速度慢了，我可能后面就要调整方式，比如说有收件人打来电话我就不能接了，因为接了就会浪费时间，我得直接冲向下一家。这样去考虑问题，不是出于一种积极的进取——希望挣更多或者掌控更多——不是出于这种目的，而是因为害怕犯错，害怕时效慢，害怕掉队。就是这种心态，日积月累，循环往复。

变成像现在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要增加“我做过的其他工作”这一章，是因为我想把更早时期所有打工的经历都梳理一下，我很想说明一件事——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人。

我中专学的是家电维修，实习时去了某家酒店的宴会部当服务生，后来在香港人开的服装店里干过一段时间营业员，当过快餐店送餐员，其间还到夜校读了成人大学，学设计专业。2003年，夜校毕业后，我先后去了两家漫画杂志，遇到了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同事、朋友。

· 胡安焉创作的漫画。

受他们影响，那段时间我听了很多摇滚乐，涅槃、电台司令、平克·弗洛伊德是经常听的乐队和歌手。在这些朋友看来，我们就职的这家漫画社做的内容是肤浅、幼稚、虚伪的，一番热烈商量后，我们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一开始我们住在通州的八里桥，旁边是通惠河，我们用喷灌油漆在堤岸边的墙上涂鸦；后来搬到了燕郊，当时的潮白河是完全干枯的，我们就拿着吉他走到裸露的河床上，围成一圈唱歌聊天；一起去石景山雕塑公园的迷笛音乐节，音量震耳欲聋，乐迷都奇装异服，我感到震撼。

· 胡安焉和漫画社的朋友在北京。

我并不是摇滚青年的性格，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是克己。所以我的性格基调是温顺、内向、沉默。但漫画社的朋友触动了我，我意识到一些约定俗成的现象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它不一定就是完善的状态。这种怀疑意识，成为我的一种持续的个人思考。

后来，我离开北京，去南宁做女装生意，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创伤比较大。商场的竞争手段比较残酷，有的竞争对手会抹黑、中伤你。那段时间我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但是因为投了钱，我不能像辞掉工作那样离开。到最后我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女朋友又跟我分手了。所以我厌倦了，不想再费力追求大多数人认可的成功——体面的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等等。我只想找一个空间躲起来。

· 胡安焉在南宁的女装店。

不算“素人”，也不是“博同情”

2009年初的时候，我坐在南宁市裕丰商场里，正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怜自艾。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雷蒙德·卡佛（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的小说《大教堂》。商场里环境嘈杂，阅读随时被问价钱的顾客打断。然而我感到自己找到了出路，有可能把我从这平凡、乏味、庸碌的生活中打捞起来，这个出路就是——写作。在这一年，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文学作品并创作。海明威、卡佛，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短篇集以及契诃夫的作品，这些都是我早期创作过程中拼命去学习、借鉴的作家作品。

我的文章都是发在网上，然后编辑看到来找我，再有机会在纸刊上发表。我记得最早发表的刊物是《文学与人生》，现在可能都不在了，还有《重庆文学》《百花园》等，总的来说不多，稿费也很少。在网上，我也会去看读者的留言反馈，其中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我一直干体力活，没有读过书，是一种“素人”状态，就凭爱好和天赋在写，所以他们很同情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多数人没有很强的好奇心去了解你，但他们那种善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震撼了，看到大家在评论区有这么温暖的交流，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糟。

· 胡安焉2009年开始大量阅读并创作。

写《我在北京送快递》也并不是博同情。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这些经历都是不如意的，做快递员其实跟其他工作差别不大，任何工作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困难，人们都要面对各自的问题，都不容易，也都有坚持的理由。而且物流行业的收入我是满意的，一个月7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我足够了。所以我没有觉得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并不是从一个痛苦不堪的工作离开，然后进行写作，获得名利。写作是一直伴随着我的事情。写作过程也是我的思考过程，我想表达出个人在有限的选择和现实中，生活依然可以有意义——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的困扰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现在，我想写一个相对来说更复杂一点的作品，不想再写那种简单的现实故事，而是更有分量的、更具原创性的、更新的一些作品。当然，我也做好了再度失去所有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