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文

研究欧美经济衰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已经逐渐失去了发展活力，不仅经济增长难以出现较大的起色，极具不稳定性，而且陷入到财政扩张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最直接的表现是，每逢外部冲击或危机发生，欧美国家普遍依赖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释放大量流动性缓解短期冲击，而在经济较快复苏后，便谋求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却难免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同时还可能引发通胀和流动性危机。

因此，近二十年来欧美经济增长似乎很难维持较稳定的水平，典型的如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以及诸如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反映出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典型的特征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创新几乎很难出现颠覆性的创新成果，无论是跨国企业数量、科技前沿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等，低增长国家的份额出现不断萎缩的趋势，创新活力不足。瑞典两位学者着重从经济增长驱动力、创新、企业管理、全球化以及新技术应用等讨论了欧美经济衰落的深层次结构原因，两位作者分别是瑞典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和企业家比约恩伟格尔，合作出版了《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2021）一书，两位作者将学术理论和商业层面结合，通过经济数据和案例研究，将欧美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分析。

近年来已经有许多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在试图解释西方国家衰落的深层次原因，如尼尔弗格森的《西方的衰落》（2013）、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兴衰》（2016）、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等编著的《活力》（2021）、威廉J伯恩斯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2021）等，这些出自西方国家学者的著作从不同视角剖析了西方国家衰落的各种原因。传统意义上，研究西方国家的衰落主要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国际政治竞争以及西方国家的国内危机等着手，这些宏观叙事解释了西方国家衰落的制度原因，但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衰落的解释还需要经验证据加以作佐证。本书的两位作者具有跨界背景，一位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主任和联合创始人，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领域，另一位是商业战略家、投资人和企业家，从事具体的商业投资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因此，这就决定了本书提出的研究命题以及作出的解释兼具两种视野，即国际经济学视野和商业管理视野。本书透过表征现象所反映的中观和微观原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西方国家的衰落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而且有助于将资本主义危机投射到商业投资和企业经营的生态，进而也颠覆了一些被大众或媒体所渲染的流行观点。

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结合瑞典二十年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创新发展经验证据，对欧美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大胆预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走向毁灭，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推动人类和经济的发展。本书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至少从目前来看，全球化正受到威胁。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正迎来一场崭新的创新革命，但这种预测与实际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符。过去二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陷入低增长，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债务危机、货币政策危机等，削弱了西方国家的增长潜力。虽然说大量的研究者就西方国家的衰落提出了解释性原因，但能否真正直面西方国家的衰落本质还有待现实证据的验证。自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是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应用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不断获得重生的机会，西方国家从战败、阶段性的衰退和金融危机中延续了增长的势头，经济规模、货币影响力和跨国资本成为了主导。但是，西方国家的潜在危机并非“自然消失”，而是在繁荣的表象中“隐藏”，直到内外部的冲击开始挑战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两位作者认为，如今的资本主义无力推进人类发展，也无法推动经济进步，似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西方国家的增长停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加剧。

归纳本书来看，本书的核心观点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资本主义所开展的一系列创新已经很难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技术所带来的可能并非无限光明的未来，需要反思的是技术对创新的意义和作用，但大多数人对技术仍持有正面看法，而忽略了技术对现有的市场竞争、企业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带来的长期挑战，显然现有的管理制度还未能完全适应；二是资本市场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投资者对短期收益的关注超过了长期价值投资，呈现出了投机和短视的弊端，因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动能也在减退，现实是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在下降，而虚拟经济或者说资本市场的投资缺出现了相悖的爆发式增长，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实际增速；三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作用并非只有正面积极性，而是越来越表现出“两面性”，跨国企业和扩张带来了商业的激烈竞争，其中大型企业的垄断和生产网络的碎片化等问题愈发突出，但距离创新也越来越远；四是西方国家的监管出现了新的趋势，监管规则的变化、监管壁垒的增加和西方国家内部监管的矛盾等，导致市场竞争和企业管理的难度加大，打击了投资信心，市场投资环境趋于恶化。

因此，可以将本书的结构分列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讨论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于第一到第三章。从三个层面来看：其一，技术变迁的现实与虚幻的预测之间的矛盾。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国家对技术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预期过高，但是新技术的应用如果不能应用到市场和工业结构，或者不能适应经济运行，技术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持续下降。本书认为，西方企业资金充裕，但却不知如何利用剩余资本发展企业、创新市场，西方经济但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侧不足，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疲软。从企业角度来看，现在西方国家但许多企业大量的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以负债的形式存在，而非利润收入，留存收益的减少导致企业投资的能力下降。其三，企业管理主义的兴起阻碍了创新。由于企业托管文化在西方企业界蔓延，企业职业经理人倾向于避开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变成了不具备创业家精神的官僚机构，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横向规模扩张和纵向的生产网络高度碎片化加剧，干预创新的法规也在增多，增长的束缚更多的是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在的竞争，最终企业家竞争的能力越来越弱。

本书将资本主义的现状称之为“中年”，从1950-2007年人均实际GDP增速、欧美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变化、“七国集团”劳动生产力增速等宏观数据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发展能力在过去40年逐渐衰退。如何从市场和企业层面来理解这些宏观数据的变化，本书给出了比较独特的视角，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商业投资比重的不断下滑。数据显示，1979-2011年美国企业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在上升，但这些流动资产的大幅上升或运营资本毫无关系，企业的自我保护心态在增强，企业资本的闲置问题更加突出，倾向于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产而不愿意增加投资，显然就会影响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制造业更多向服务业转型的结构变化等也拉低了商业投资。二是过剩资本寻求自我保护的趋势在增强。本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领先的西方企业不再增加必要资本而是过度储蓄，放弃利用创新和投资刺激增长以后，许多企业用过剩的资本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许多企业的投资趋于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增长出现了一个波动，从增长迅猛到趋于平稳，再到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增长，但是企业并购的目的逐渐从稳固竞争到保住市场定位，因而放弃了内部创新。

本书在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变灰”的问题后，提出了“食利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现象，企业变成了一个安全的、能给予稳定增长回报的储蓄所，西方经济变得迂腐守旧，幕后的主要原因追溯到企业层面就是企业管理主义的两度兴起。本书列举了诺基亚公司的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诺基亚的管理层停止了研发，仅仅依靠生产和经营过去赢利过的产品来维系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全球供应链战略主导了市场，诺基亚变成了典型的陷入防御性管理的企业，市场竞争的精神逐渐消散。但是，在智能手机革命时代，诺基亚的竞争优势加快丧失，最终错失了市场的发展机会。类似的还有微软公司，在过度依赖“保护和拓展”战略后，微软在创新上缺乏动力，市场地位也在下降。研究发现，许多大企业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竞争地位后，由于企业管理主义的观念束缚，通过限制竞争和保护市场的作法反而导致整个市场衰退，被迫承担失败的风险。同时，企业管理的复杂性更加明显，大型企业专注于精细化管理，聘用更多管理者、编写新的规章制度，确保部门协调，精心设计绩效考核体系，但这些层层加码的管理却消耗了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而全球化的公司还存在额外的内部交易成本，例如跨市场、跨文化管理等带来的管理难度增加。

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界限的改变也是解释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本书认为，全球化进程中跨国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包括跨国企业在促进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发展以及推动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的贡献，但同时全球化进程中跨国企业也导致企业的官僚主义和生产碎片化等问题。本书对这方面的讨论较多，花了大量篇幅来解释其中的逻辑。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全球化催生了新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促进了全球化大生产，但是全大型全球企业在决策上更加专注于维护市场地位，对下游对管理增多，降低了下游市场的竞争，同时通过对供给链的管理加强了对上游生产的“家长式监控”，从而限制新竞争者；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更加强调高度专业化，而高度专业化就带来了新的矛盾。本书认为，优势企业通过提高准入成本以及聚焦策略投资等将企业界限等同于市场界限，成为维护企业地位的市场壁垒，但却减缓了颠覆性但创新。此外，西方国家但监管决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创新的动力。本书提出，监管机构的回归促使企业投资更加倾向于随着监管的风向发展，而非遵循商业或科技逻辑。由于监管的干预和复杂法规的增加，导致企业在创新上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随之增加，投资者将为此将减少创新，

本书在最后一章讨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并提出了部分预防措施。全球化正在发生改革，但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信心在下降，主要在于西方企业从新兴市场获得的回报在减少，同时全球贸易进程中新的保护主义逐渐显现，削弱了更多贸易的可能性。西方政府的监管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这些限制性政策将不断破坏创新积极性。现实来看，目前的欧美国家已经制定了越来越多的包括外资投资审查、进出口限制、加征关税等各种保护主义政策，本书提出，未来西方国家要解决经济衰落问题，应从三个方面作出改变：一是广泛的监管改革以及对经济机构的彻底改革，包括政治机构也需要改革，首要是切断灰色资本和企业所有制之间的联系，促进明确的公司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采取行动防止投资机构耗尽公司资本，改革企业的股权结构，改革税收制度；二是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减少传统的经济监管制度是必要的，既要给新的企业腾出发展空间。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并重新考虑反垄断法的应用；三是营造容忍异议古怪的文化氛围，创新的文化要求人们对新知识充满好奇，鼓励创新的想法有助于激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