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总裁:继续审慎在中国投资,推进中国战略第一财经
发布时间:2023-09-07 16:36:11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经历了今年3月的银行业动荡,华尔街当下的衰退阴霾好像一扫而空。

摩根大通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DanielPinto于上周启动了亚洲之旅。据第一财经了解,在上海期间,他与多家知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会面,并与他们交换意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对华尔街大行来说,针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很快要再度趋严,这意味着什么?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和战略布局?针对这些问题,DanielPinto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与第一共和银行寻求合力效应

硅谷银行(SVB)倒闭是美联储激进加息下的第一道严重裂缝,而后“大块头”第一共和银行也轰然倒下,并被摩根大通接管。

据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声明,第一共和银行在美国8个州的84家办公室在今年5月1日作为摩根大通的分支机构正常营业。摩根大通收购的第一共和银行资产包括大约1730亿美元的贷款和大约300亿美元的债券,同时获得第一共和银行约920亿美元的存款。

DanielPinto表示,“这是一笔好交易,稳定了金融市场和储户的情绪,这对所有人都有益;这家银行的问题和资产质量无关。从本质上讲,加息之际,它们有太多的风险敞口,但投资组合的质量非常好,商业模式也非常优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第一共和银行的1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数量为13.8万家庭,占全美的比例为4.45%。换言之,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群体是以富人为主,并且在信用质量上非常保守审慎。

他也表示,目前正致力提升和第一共和银行的合力效应。“我们正与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客户合作,至今没有流失储户,大部分人才也都留下来。我们正在学习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服务模式,以创造更多的协同效应。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储户数也在增加。”

DanielPinto认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健康状况并不需要太担忧。

具体而言,他分析称,会计报表中有债券投资三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FS)、持有至到期投资(HTM)。其中AFS的价格波动不计入利润表,但计入资产负债表;HTM的价格波动既不计入利润表,也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就用摊余成本记账。所以“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些长久期债券统统放到HTM,至少也要放到AFS。

实际上,隐含的思想是“浮亏不算亏”,但这需要银行有能力持有债券至到期。但SVB即做不到负债端成本的稳定,油无法达到负债端数量的稳定。会计准则的本意是如果资产和负债做好匹配,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市场价格波动。但在错配的情况下,显然不能不理会了。如果负债可能随时撤走,或者利率突然激增,实际操作中就不可能做到持有至到期。

他还认为,每家GSIBs的资产都超出2500亿美元,资本金要求和监管更为严格,且负债端稳定。

2010年起,随着美联储承担大型银行的监管职责,压力测试体系进一步完善,美联储逐步建立起DFAST和CCAR两套压力测试框架。CCAR始于2010年,针对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开展,主要包含压力情景设计、收入损失估计、资本规划与管理措施、结果评估四部分。

资本金监管趋严对大行构成挑战

尽管如此,大型银行目前有了新的烦恼,资本金监管将进一步趋严。

金融危机后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为银行戴上紧箍,资本金的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颇为严苛。DanielPinto提及,2008年后的监管尽管严苛,但让更多大银行有更充沛的资本金和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重新校准(recalibration)。比起过去,银行现在承担的每个单位风险都需要有更高的资本金,这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也导致市场一旦出现风险,就会非常波动,缺乏流动性还会使买卖变得困难。

不仅如此,DanielPinto还表示,新一轮监管已经来袭,可能会进一步大幅提升银行的资本金要求。

早在今年7月27日,美联储、FDIC和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就加强大型银行资本要求的拟议规则征求意见。拟议规则将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潜在风险并提高银行衡量风险的一致性。最新改革将使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银行的资本要求在当前水平上增加约16%。其中,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提高约19%,资产规模在10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区间内的银行资本要求将增长5%。

DanielPinto表示,“现在美国正在落实巴塞尔Ⅲ监管的最后一部分,‘BASELⅢEndgame’(巴塞尔Ⅲ终结篇)正在咨询进程中,直到今年11月。尽管我们还不知道监管的具体内容,但确定的是,银行需要进一步增加资本金,对于大银行而言,承担与当前相同的风险,未来可能付出的资本金会比当前平均高出约25%。”

具体来看,他认为,一方面将增加市场交易业务的资本金,导致市场流动性更具挑战性,客户买卖交易证券、外汇等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将增加操作风险资本金(operationalriskcapital),将影响银行更广泛的业务,贷款业务(抵押贷款、公司贷款、汽车贷款等)可能受到的影响好坏参半,但增加市场交易业务的资本金的影响显然更大。

他也坦言,今年四季度征询意见期间,将尝试和监管层进行沟通,希望能放低资本金的要求。“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资本金监管已足以让银行应对各类风险,未来额外增加超过20%的资本金要求,会让银行面临进一步的压力,降低美国银行业相对于全球其他银行的竞争力。”

美债收益率将高于预期

除了监管动态,美国经济的强韧度、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变化对银行业也至关重要。早前美债收益率的超预期飙升,亦是SVB崩溃的主因之一。

近期,美债收益率全线飙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接近4.2%。有观点认为,有三大原因导致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国经济预期好转、通胀预期高以及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DanielPinto认为,过去20年,利率、债券收益率都非常低,但未来情况变得不同——疫情后各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更高,财政赤字也持续变大(2023年美国财政赤字已扩大至GDP的5.8%,并可能将在未来两年维持这个高水平),“因此未来政府国债的供应量会更大,基于供给关系,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都可能会比过去高。未来即使通胀回落到正常的水平,可能10年国债收益率区间也会位于3.5%~4.5%,利率很难回到1%以下。”

在他看来,当前美国经济“软着陆”有望实现,而通胀可能会在明年回落到2%~2.5%的水平,这将会让美联储有信心重新权衡货币政策。

“历来美国的衰退情景,GDP从峰值到谷底的收缩程度大概是2.5~3个百分点。我认为即使美国未来出现衰退,也不会在2024年出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经济降幅可能会更小。”

摩根大通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变化

随着地缘政治摩擦的加剧,叠加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外资对中国的布局会否继续推进引发热议。

今年以来,港股IPO数量大跌,导致国际投行的传统优势项目受挫,裁员消息频传。对此,DanielPinto说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接近5%,对于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融资需求仍会保持高位,不论是A股还是港股上市的公司仍将持续增加。”

事实上,近一年来全球投行业务都有所放缓。据摩根大通的估计,全球投行业务(并购、ECM、IPO)2020年高达950亿美元,2021年达到1350亿美元,2022年降至780亿~790亿美元,今年预计可能会更低,大概在700亿美元,主要是受不确定性攀升影响,例如围绕通胀、衰退、监管的不确定性,而且美国方面的并购监管审批流程所需的时间比过去更长,尤其是出于反垄断的考量。

“但我不认为这种疲软的态势会持续,业务量仍会回升,高收益债市场仍有大量的公司有再融资需求,也需要IPO。未来,关于通胀、衰退的可见度也会上升,前景更加明晰。投行业务容量全球可能会稳定在800亿~900亿美元。”DanielPinto称。

早前亦有消息称外资行开始大幅降低中国风险敞口。对此,他回应称,摩根大通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变化,“我们也很感谢中国的监管机构批准申请,给予了我们所需的牌照和资质。”摩根大通整体的中国风险敞口将保持稳定,我们会继续审慎经营,服务中国和全球企业。

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也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无意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愿同中方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可能需要通过更多对话来改善。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和过去一样,我们会继续审慎在中国投资,推进中国战略。”DanielPinto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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