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说，需要坚信的是，社会对财经媒体的需求依然不变，甚至更大，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去满足需求，不要忘记自己为何而出发，在拥抱新技术、新表达的同时，不要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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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高速发展时期后，面对环境的巨变，财经媒体虽然仍在媒体中领跑，但整体的力度、锐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7月2日，在第一财经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与改革开放同行：2023财经媒体发展论坛”上，五位财经媒体负责人围绕“市场化财经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就能解决转型的问题吗？

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数字化一步到位就能解决媒体的转型问题吗？

对于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提出的这个问题，界面财联社总编辑张衍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除了数字化，还要市场化和专业化。

他认为，在公共属性之外，财经媒体同时具有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财经专业属性。而市场化媒体首先是市场中的一个角色，本身就是市场化的，“要通过服务用户（客户）在市场中找到饭吃，帮客户创造价值，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内在的组成部分”，同时报道的对象也主要是市场化主体。另外在特殊的转型年代，需要财经媒体更多地呼吁建立市场化的伦理，尊重契约精神、尊重法治精神，大力弘扬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精神。

关于专业化，国际金融报社总编辑徐冲提出，要把专门化和专业化分开，“专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智慧、能力，专门更多是一种职业安排，把这些概念理清楚以后，就知道我们的专业化之路怎么走”。

杨宇东坦言，中国媒体在很多专业运用上为社会提供专业解答，还做得远远不够，并不是说财经媒体是专业的就一定能拿出专业的财经报道，而是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通过专业的方法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讲透彻。“即便是专业媒体，在说专业化的同时也要认真想一下专业度有多深、多足，这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胡锡进炒股值不值得报道？

“我出一个现场的考题，‘胡锡进炒股’这个题目，作为总编辑（的你们）会不会认真地做？”杨宇东在现场提出的这个“现场考试”背后，是流量导向还是内容导向的价值取向与现实选择。

新浪财经CEO邓庆旭给了肯定的回答。他解释说，胡锡进作为有影响力的大V，评价炒股能够影响到决策层和市场，因而必定会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所以“胡锡进炒股”并不是社会新闻，而是财经新闻，“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人谈财经事件是个财经新闻，一个财经人做社会事情也可能是”。

邓庆旭提出，“只要有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就是我们喜欢的，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财经领域是有助于人们的投资行为、消费行为，这是我们喜欢的”。对应而言，标题里有“震惊”、“突发”和感叹号这种波动剧烈的新闻，是他们所不喜欢的。“一旦遇到这样的新闻，我们认为是不专业、不严谨的，即使很多读者容易受这种情绪感染，但读者长期会用脚投票，短期可能受震惊点进去，长期一定是摒弃的”。

在张衍阁看来，这也是财经新闻。因为知名人士的言论中表现出某种倾向性或者某种偏好，是有可能为人所借用，从而影响市场的。不过，好的内容永远是稀缺的，特别是在当前自媒体或社交媒体时代，尤为稀缺。从专业的价值上来讲，由于财经媒体在公共性之外还具有专业价值，因此对于公司、机构的工具性价值的空间也是巨大的，这和流量的关系并不大，“直接作用给你的决策和投资，更加直接地创造价值”。

抛开上述具体话题，财新传媒编委蒋飞提出，新闻媒体的报道一定会对政策产生影响，而一个治理体系的构建也必然希望有一个良性的舆论环境。

他以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山西瞒报矿难的情况”为例，认为即便在社交媒体泛滥的环境下，蛮多深层次的矛盾仍需要传统媒体、机构媒体在社会监督角度做一些贡献，把事实发掘出来。特别是在财经领域，很多事情看上去和实际情况非常不一样，而且很多风险有延后性，更需要财经媒体对于这些问题不断保持瞭望哨的作用，发挥守夜人的责任。

“20年前，财经媒体刚刚蓬勃生长的时候，那时感觉全世界都是我们的，那是一个极速成长的时代。但近年来生存环境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技术、商业、社会大环境的困扰，财经媒体还没长大，就面临疾风骤雨。”杨宇东总结说，“需要坚信的是，社会对财经媒体的需求依然不变，甚至更大，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去满足需求，不要忘记自己为何而出发，在拥抱新技术、新表达的同时，不要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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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