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识字以后，就应该与书为伴，而且我（说的）这个书，还主要指纸质书。”第十三届江苏书展，读者等来一个“惊喜”。很久没在公众前露面的刘心武，坐着轮椅，缓缓而来。81岁的他在今年3月份推出新作《也曾隔窗窥新月》。

这一次，刘心武没在书中谈“红楼”。但他真实地记录下了“回忆”，写到自己与巴金、冰心、茅盾、丁玲、汪曾祺、王蒙、王小波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登台宣讲前，刘心武在中心舞台附近的采访间，接受了媒体采访。

主展场声音喧嚷，老爷子低沉的话语声透过麦克风清晰传来，“内容很独家，都是我亲自接触他们，跟他们交往所获的感受。”他说想通过这本书谈谈“人”的精神是什么，透过20后、30后、40后等距离我们远去的一代作家的视角和经历，去聊一聊“人应该怎么生活，应该怎么样去拥抱这个世界，对待你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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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红学研究者前，先是一位作家

作家刘心武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红学研究者”。2005年，他应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开辟专栏，专讲《红楼梦》。在此之前，刘心武已经专注于“红学研究”多年，1992年，他就曾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论文《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创建了“红学研究”的秦学分支，在民间和学术界均引起极大的轰动。

他后来回忆“在电视上露面”的这段经历说：追踪观看的人很是不少，老少都有，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在互联网上，更是很快就有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激赏的，欢迎的，提意见的，提建议的，深表质疑的，大为不满，“迎头痛击”的，都有。

但是最让他“可喜”的是，有观众表示，这个系列节目引发了自己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通读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

或许是，这一身份太受关注，以至于很多人忘记，成为红学研究者前，刘心武首先是一位作家。

出生于1942年，8岁那年，他随父母迁居北京，从小居住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35号，与新月派诗人陈梦邻居，因此，小小年纪的他逐渐萌生出对文学的兴趣。

43岁那年，刘心武所作作品《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刻画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整本书，刘心武没有留下前言和后序，他只在开篇第一章前，写下一句献词：“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

回眸文坛往事，谈谈他眼中的“文学名家”

《也曾隔窗窥新月》是刘心武关于当代文人群像的一次集中书写，由于工作需要，在《十月》《人民文学》担任编委、主编期间，刘心武得以与巴金、冰心、茅盾等文学界人士交往，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很多私下的心里话，他都写到了这本书中。

有些文章早就著成，有些是后来补上。回忆与叶圣陶的交往，刘心武定下篇名“难忘的一杯酒”。那是在1983年的《儿童文学》编委会，刘心武遇到年长自己40多岁的前辈叶圣陶。当时的叶圣陶已经是文学界鼎鼎有名的“前辈”，让刘心武没想到的是，当他过去敬酒时，叶圣陶没摆任何“文架”，直接干脆、利落地仰脖喝下，还把喝完的酒杯亮给他看。

写茅盾，刘心武使用的字眼是“拾花感恩”。他与茅盾没有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茅盾“恩惠”的。身为作家，他拿过茅盾文学奖。而这一奖项的设立者是茅盾，设立初衷是为了鼓励中国长篇小说创作——1981年，茅盾在病床前立下遗嘱：将稿费25万元捐给中国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

“茅盾在二三十年前的暮春谢世……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健旺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刘心武在书中写道。

“世间温情”篇章，刘心武提到自己毕生难忘的一个“救心电话”。在书展宣讲时，他又一再提起。那时，刘心武遭遇了一次人生重创，移动通讯技术还未发达，因心脏病住院的《北京晚报》原副总编顾行，却在得知消息后，从病床上爬起，到电话亭给他拨回电话，鼓励他“相信自己”。从中可窥见“人”的精神，刘心武说：“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

“这本书写了这本多人，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下笔？”现在他回过头看，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年代，发表在不同的园地，但总结出来，这些人打动自己的有两个闪光点：

“一是所有这些人，无论是进入现代文学史还是进入当代文学史，都真正热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爱这个民族；第二，是他们都对时代的认知有高度的理性。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书里写到了政治运动，写到了时代的颠簸，写到了他们的坎坷遭遇，但这不是这本书所写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他们多数人能够超越这些，达到一种清晰的生命认知，一种对时代的明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