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中，印度有22位上榜，且每个人的财富总量都超过了50亿美元，相比于20年前印度18位上榜但仅有5位身价超过10亿美元，如今印度富人的资产呈加速膨胀态势，同时拉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

诺贝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领衔撰写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印度是贫穷且非常不平等的国家。通过巨大贫富鸿沟以及极度不平等的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印度经济诸多扭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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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之一：典型的富豪经济

穷国产富豪是印度国内媒体对本国财富增长结果的一致性评价。按照国际发展和救援组织联盟乐施会的调查报告，印度平均每天产生70名新的百万富翁，一年可产生18位新的亿万富豪。《财富》杂志称，印度是生产富豪最快的国家，也是亚洲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按照《财富》印度富人排行榜，2022年印度有142名亿万富翁，拥有8320亿美元的财富。

此外，印度富豪还是亚洲首富席位的常客，除了企业家穆克什·安巴尼与高塔姆·阿达尼在亚洲首富位置多年轮流坐庄外，今年72岁的印度女企业家萨维特里·金达尔登顶亚洲女首富，再次刷新了印度富豪在众人心目中的存在感。

印度富豪不断增多无疑是本国经济增长的结果，但也说明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头部阶层集中。瑞士信贷集团发布的全球最新财富报告显示，至2021年底，印度收入最高的前10%占国民总收入的57%，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76.3%，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40.5%的财富。

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扰与经济增速失速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的富豪资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水，只有印度富人的财产不减反增。疫情发生的当年，阿达尼的净资产在500亿美元左右，如今膨胀至1346亿美元；安巴尼2019年身家为524亿美元，如今暴涨至940亿美元。

具象之二：贫富差距加大

乐施会报告认为，印度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穷人最多的国家。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印度近20年GDP增速动辄7%以上，去年GDP总量还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晋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印度今年GDP增幅调低到6.8%，也将是在全球排名数一数二。

不过，统计资料表明，仅过去25年里，印度前1%的富人赚取的财富比印度底层50%的人赚的高数十倍，多达50%的印度底层民众只获得了社会全部收入的13%。

还必须强调的是，既然经济增长与大众财富变动不会发生正向关联，那么经济处于下滑或者萎缩周期时，底层百姓所受到的伤害会更严重。根据印度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的分析报告，印度有84%的家庭在疫情以来收入出现锐减，1.5亿印度人负债额上涨50%以上，绝对贫困人口翻番，超3300万中产阶级返贫。

社会财富的蛋糕是固定的，富与穷是财富结构的两个对立面，一个国家的富人越来越多，如果没有有效的再分配机制，穷人必然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拉越大。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印度人口已达14.12亿，其中处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为7.8亿，占整个社会财富量的比例低至4.8%，同时还有2.28亿绝对贫困人口，占比为世界最大。横向比较看，印度收入最低的50%的人与收入最高的10%的人收入相差20多倍；另外，印度中产阶级也相对贫穷，平均财富为73万卢比（约0.89万美元），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到30%。

《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认为，由于过去三年印度政府发布的不平等数据质量严重恶化，导致评估最近的不平等变化显得特别困难。受到影响，印度基尼系数已由20年前的0.747一路飙升到目前的0.823。

具象之三：社会等级森严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缘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印度种姓制度将民众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首陀罗之下还有一个被称为“贱民”的达利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代表着占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婆罗门、刹帝利两个阶层的孩子入学率和升学率都是100%，留学率达到67%，但与此同时，印度文盲人数近三亿，成人识字率始终不足50%。

不仅如此，尽管低于25岁的印度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但只有7%的印度青年能获得大学文凭。对应着教育资源的分配割裂，婆罗门、刹帝利两个层级垄断了全国80%以上的优势工作岗位，而达利特占据的工作岗位只有1%，且只能从事清理下水道、运输垃圾等最低级工作，薪水微薄到难以养家糊口，同时每年有超过400个左右的达利特在清理下水道时死亡。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已经成为了阻挠社会阶层流动的强大桎梏。

具象之四：经济结构失衡

由于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和资本投入额不足，印度选择绕过制造业，依靠服务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目前第三产业占印度GDP超过六成，但并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就业能力，不仅通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高门槛将很多人挡在门外，而且印度服务企业的在职员工没有社保，流动性极强，劳动关系十分脆弱，失去工作后很容易一夜致贫。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印度制造业仅占GDP的23%，吸纳就业能力更是非常有限。

印度经济“二元结构”特征也格外分明。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甘地家族领导印度全力推行计划经济，限制农业投资，甚至以农业反哺工业建设，再次加剧了贫富差距。后来，由于陷入体制僵化的泥淖，印度工业化道路阻力重重，同时农业依旧弱势。

目前，印度8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且印度农业有着强烈的自身特征。一方面，印度农业还以粗放型耕作模式为主，大规模作业、农机械化耕种程度较低，因此农业的集约化与现代化水平不高，由此决定农业劳动者报酬非常之低。

另一方面，印度农村土地归私人所有，农民只有租用地主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虽然印度耕地面积为世界第一（接近2亿公顷），粮食产量已经突破3亿吨，但基于对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追求，土地所有者将绝大部分粮食用来出口，印度在成为粮食出口大国且出口量创出历史新高的的同时，也成为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最靠前的国家之一。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印度饥饿人口约1.9亿，占其国内人口的14%，其中近20%的5岁以下儿童处于明显的饥饿状态。有印度学者调查发现，与大城市高管的工资相比，农民需要花800年才能抵达前者的水平，即使按照印度政府的贫困标准，农村人每天的花费也要比城市人少15卢比，农村实际上成为了印度贫困人口的集聚区。

具象之五：裙带关系突出

亲缘裙带、地缘裙带、政商裙带在印度并不是什么秘密。阿达尼集团董事长阿达尼和信实集团执行长安巴尼既是同胞也是同乡，这两人又与印度最大集团塔塔集团董事长拉坦·塔塔都来自古吉拉特邦。多层群带关系让印度富豪更容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可以找到个人财富的避风港。《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指出，印度亿万富翁通过政商关系的运作保住了他们99%的财富，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亿万富翁则因为国际形势动荡和美联储加息损失超过上万亿美元。

由富人经济衍生出的裙带经济以及垄断经济可能阻碍印度经济发展。财富向少量富人及行业集中的结果是直接壮大资本话语权，并在很大概率上形成商业垄断。稍微观察不难发现，印度几乎每个主要产业都由一至两个非常强大的公司垄断，前15大企业占了印度国家利润的90％，印度《经济时报》由此认为，印度已进入“亿万富翁的统治时期”。

大型企业更能获得资本的青睐，最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会形成紧密的利益关联。印度富豪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得大批廉价资金进行投资获利，同时拉长还贷周期或者用后一个贷款周期覆盖前一个贷款周期，如此循环实现空手套白狼，即便亏损，但风险最终会转嫁到银行。数据显示，印度最大国有银行HDFC银行目前资产负债率高达88%，另一家国有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负债率升至89%，印度银行业坏账总额已达12.3亿卢比。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