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新闻网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5周年。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重创新兴的东亚和东南亚多个经济体，危机还蔓延至整个亚洲、俄罗斯乃至拉美地区，造成货币贬值、通货紧缩、破产浪潮等一系列问题。

25年后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存在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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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8月19日在北京举行“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多位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亚洲金融危机的回顾与启示展开深入探讨，为应对当下的全球挑战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其中，不少与会嘉宾表示，面对金融风险，在健全本国金融市场之外，开放合作亦是有效的应对手段。

朱光耀：

提升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可用性

《清迈协议》的签署是“10+3”国家加强区域财金合作的里程碑式成果。面对未来可能的挑战，各方更应进一步提升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效率，特别是要提升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可用性。

为此，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提出了两点具体建议。

一是尽快明确贷款使用的成本标准。建议以综合测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功能类似的贷款利率水平为参照，以不低于此标准确定清迈协议多边化的贷款成本。

二是务实推进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实体化进程。其一可参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做法，将清迈协议多边化确认的2400亿美元资金分为待缴资本和实缴资本，本着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缴资本可定为10%，即240亿美元。鉴于清迈协议已增加使用本币的条款，实缴资本中可包括本币在内，如在10%的实缴资本中，8%为美元，2%为本币。此外，90%为待缴资本，为2160亿美元。其二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实体化进程也可分步进行：第一步，经“10+3”各国政府批准，参照建立“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办法，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实体机构；第二步经“10+3”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将其提升为国际组织，“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转化为其秘书处，全面提升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体量。

戴相龙：

加强能力建设 紧密区域合作

为防范化解全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认为，在增强本国危机应对能力的同时，亦要强化区域协作。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范和化解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风险，可行的办法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同时，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进中国与俄罗斯等国贸易的本币结算。

二是根据美元的特殊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权通过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及其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督促美国把国家负债率逐步降到70％以内，相当于25年前的水平；减少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负面效应；尊重和维护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为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的独立自主管理权。

三是加快建设现代金融，增强中国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抓紧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融资制度、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提高中国在囯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金融关系应该继续寻求交流、合作、共赢，但也要准备好应对美国挑起金融战的有力措施。

四是继续推动“10+3”金融合作，建立区域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为巩固和发展“10+3”经贸合作关系，应创造条件继续讨论清迈协议的落实，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区域性协防能力。

楼继伟：

保持金融稳定更需要全球合作

“现在更需要全球合作！”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表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的传染性。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传播就说明了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是全球公共事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代表性国家达成了合作共赢的共识。而今，地缘冲突加剧。楼继伟表示，回望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如果当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机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没有如果，回望历史，不过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训，尽管再艰难，还是要重走合作共赢之路。

楼继伟指出，杠杆率过高、过度依赖外部债务、资产价格虚高、维持过高的本币汇率等结构性弱点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和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防范风险，要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实现本币经常项下可兑换。资本项下的完全放开要谨慎评估，“允许‘热钱’快速跨境流动，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要加强金融监管并形成监管合力，健全自身金融市场。要认识到资本出于逐利动机，总会寻找监管漏洞。如果漏洞过大，金融机构不顾风险过度加杠杆，会加大系统性风险。

同时，尽管过分松弛的财政金融政策是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危机发生后，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可助力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而后财政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可使经济恢复常态，将损失最小化。

王一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来，东亚经济体普遍存在高投入高负债的增长模式，这种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是引发危机的深层原因。他重点谈及了5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体，往往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大。鉴此，要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二，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度难以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还可能造成资本过度流入并助推经济泡沫。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向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要坚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第三，深化改革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进国企、金融、外贸、房地产、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不仅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效率，增强了增长内生动力，为走出危机和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

第四，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抵御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的作用。但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中国积极推进入世谈判，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因此，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地抵御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