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上海16个区已实现社会面清零，中国经济版图重要的一部分要陆续运转起来了。

在这个关口，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再观望，等待经济的自然恢复或“挤牙膏”式的出台，而要尽力、尽快、尽兴。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云南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包括12个省政府负责人，其中10个省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十。

李克强在会议中掷地有声，要求“果断作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增强紧迫感，挖掘政策潜力”、“看得准的新举措能用尽用，5月份能出尽出”。

莫让疫情影响变成经济“长期、内生性”的困扰

紧迫感基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压力。

4月份的经济、金融数据中，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社融信贷等多项数据，出现了增幅收窄、由增转降的情况。

其中几个点需要格外关注：一个是失业率增长，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这已经是近年来的第二高位;第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季度发力的基建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投资则由增转降;第三是社会零售总额单月降幅持续扩大，3月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5%，4月则同比下降11.1%;第四是企业中新增长期贷款和居民部门新增贷款进一步承压，意味着投资、消费预期进一步减弱。

上述压力确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所言“是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变化，都是阶段性和外在的”。

但是阶段性和外在的变化如果应对失当，是有可能转换成长期的、内生的困扰。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混沌体。我们不能机械的假设疫情结束后，工厂会自然的复工，倒闭的餐饮店会自然被新的市场主体取代，人们会自然的重新进入商场填补此前的消费空缺。

现实情况是，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人们的投资、消费预期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缩减。

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你想开家火锅店，但看到一些城市偶发疫情中餐饮行业的艰难处境，你可能就决定缓一缓;你想买辆汽车，但失业的风险比平时高了，你可能就劝劝自己，还是先买辆电动车。

当成千上万的经济决策主体都抱有这种想法时，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就不仅仅是“阶段性和外在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提到了武汉疫情的影响。盛松成表示，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人们普遍认为是短期的，很快会过去，但现在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下降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是很难弥补的。

预期一旦形成，再扭转需要的成本只会更高，到那个时候，“外部的、阶段性”影响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内生的、长期的”困扰。

窗口期拖不得

从2021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了财政、货币、产业各项政策的陆续释出。

在财政上，实行了大规模的留抵退税，1-4月留抵退税总额8000亿元，同时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券限额，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为基建发力提供保障;在货币政策上，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和“房贷降息”;在产业政策上，对于服务业、工业出台了纾困及平稳运行的各项配套政策，调整了部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市场主体无疑是有积极效应的，但从政策释出节奏和力度两方面看，还不够，有“添油战术”之嫌。

上述多项政策从去年下半年起陆续释出，从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上，更倾向于一种“回应性”政策，即市场有了波动，政策再出台“维持”，这种观望的态度固然为宏观政策留出了一些余地，但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急速的，以慢应快，落了后手。

在力度上，政策的力度普遍符合或者弱于市场的预期，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要达到扭转市场预期的效果，需要超出市场的预期才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目前确实有一些限制宏观政策力度的因素，比如中美利差、地方债务以及对“大水漫灌”的担忧。

但正如5月18日会议中，李克强所言，“当前物价总体平稳，我们一直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即使2020年疫情冲击最严重时也没超发货币，应对新挑战仍有政策空间”，我们此前在宏观政策上保持了长期的克制，留出的余地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从现实情况来看，宽松政策也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窗口期”，只能平衡收益和成本。

一方面，目前亚洲地区的通胀已有隐隐抬头的趋势，中国CPI尽管目前保持了稳定，但下半年乃至2023年无疑会面临更大的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众多市场主体在疫情中已经苦撑了许久，如果疫情后不能快速扭转预期，可能会出现大量退出市场的情况。而这些企业都普遍经历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沉淀其中的制造、服务、管理经验是中国经济大浪淘沙后的宝贵资产，它们的退出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浪费。

因此，二季度是一个宝贵的“窗口期”，宏观政策不能拖，越拖成本只会越高。

让

要用好这个窗口期，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加大力度，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很重要，要精准的让一部分最困难的市场主体感到温度，总量政策也很重要，要让市场的温度升起来。

年初至今的财政政策保持了一定力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大部分已经落实。在即有的政策外，应对目前的“特殊时期”拿出新的财政政策，同时要做好各类政策的配套。比如目前基建增速开始放缓，其中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疫情影响开工这一个因素，地方财政压力、项目管理、债务情况都有可能影响基建投资的落地。

此外，对于收缩性政策要更加谨慎，对于既有的收缩性政策调整力度可以更大。

在中央的宏观政策外，地方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目前正在恢复期的上海，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快动起来，释出一些真正振奋人心的政策。

尽管从社会面清零到完全恢复常态尚有一段距离，但可以说从5月17日这天开始，上海的经济恢复情况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上海怎么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哪些指标恢复得慢?会遇到哪些问题?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基本盘受到影响的真正态势。

上海的恢复周期可以成为各项扶持政策的“试验田”，比如多位经济学家争论的是否该给居民端进行直接补贴?该补贴采用消费券还是现金?这些事情在数学模型中讨论可能辩不清楚，完全可以在上海进行不同程度的尝试。

改革政策也是如此。在一线大城市，户籍、统一市场、“放管服”、财税等方面都还有可以改、应该改的空间。上海是否可以借助此次疫情的恢复期，大胆推动一些改革政策，进一步激发城市的活力和潜力，为其他一、二线城市打好样本?

基于这些现实情况，各项政策不妨更激进一些，更大胆一些，要让市场主体感受到的不仅是“不冷”，而是“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