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地愿意要我了。”

在工地干了28年的王建东在2021年迎来了职业生涯转折点。即使正值招工热的4月，刚刚年满60岁的他在询问了多个熟悉的工友以及包工头后，得到的反馈都是工地现在不允许招收超龄农民工。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背着编织袋、拖着行李箱返回湖南老家。

返程路上，编织袋一下子将他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几岁的日子。“90年代初，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编织袋就是我所有的行李。那时，绿皮车硬座底下的空间是最好的的位置，那意味着有地方可睡，虽然经常会被踩或踢到。更多时候，只能站在过道上一天一夜被挤的不得动弹，更别说去上厕所。那时能干活也能吃，一顿四五大碗米饭完全没问题”，王建东表示。

二十八年工地生活在王建东身体上留下了许多烙印——手指被厚厚的老茧所覆盖，整体比记者的手指粗壮一半，皮肤呈黝黑色，左右肩膀均被压的扁平，腰大幅度向前佝偻，小腿上附着着好几条突出来的血管。

依靠建筑工这份活，王建东成为村中最早盖起二层小洋楼的那批人。“两个儿子的上学费用、十余万彩礼也都是我挣出来的。从工地退下来后，一家人的大小开支就没办法全仰仗我了。以前，对于农村人而言工地活是个很吃香的职业，现在干工地活的年轻人大多会被相亲对象瞧不起。一天工作下来全身都占满泥灰，吃的是10元10几个菜的自助餐、住的是10人一间集装箱，哪个年轻女孩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

作为南京某大型建设项目副经理，张祥每年都会见证多位老农民工被迫离开工地。“建筑业现在对安全问题十分重视，项目经常会面临上级检查、政府检查以及项目自查。一旦工地被查到有超龄工人，可能会面临罚款等诸多麻烦。工人年龄等信息都需要一年一次登记审核。”

3月18日开始，多篇关于“建筑业清退令”的文章几度登上微博热搜，一石激起千层浪，超龄农民工的就业与保障问题再次被置于舆论中心。

一名多次参与农民工政策制定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大龄农民工退出建筑业的热议已经引起上层领导的关注，人社部相关部门以及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快速的进行研究和调研。我们也在近期就大龄农民工的专题研究沟通过多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说：“建筑业中农民工占的比重最高，农民工的权益更需要保障。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为中国建筑业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防疫复工中农民工做出世人睹目的成就。”

消失的超龄农民工

对于34岁的钢筋工张言明而言，工地活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2021年3月，他迎来了小儿子出生，同时也迎来了一份新的责任。现在为了兼顾工地与照顾小儿子，他只能选择将10岁的大儿子留在广西老家上学，生活日常由母亲负责，小儿子、妻子与自己共同租住在工地旁。小儿子出生前，妻子负责在工地搅拌水泥。

过去五年，从广西三江、浙江台州再到湖南怀化，他与妻子辗转三地。“人跟项目走。一般一个项目三年建设完成，此后便需要通过熟人寻找新的工地项目。如果中间没衔接上，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没着落。工地活一个月能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我这种只有小学文凭的人来说，想不到还有哪种工作能赚这么多钱。”

在十六年的工地生活中，张言明也直观感受到工地管理越来越规范——从前几年开始，进入工地都需要人脸识别，在工地也必须时刻佩戴安全帽，不可以穿拖鞋，工地上也绝对找不到60岁以上的农民工。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截至目前，仅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湖北六地发布政策明确提出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包括超龄员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工地上的其他辅助性岗位如保洁、保安、仓管不受影响。

但记者在多方采访中了解到，在全国多地，工地招收超龄农民工在源头上就已被杜绝。

一家央企下属的某项目安全负责人吴正表示，在一个项目正式施工前，会要求所有工人在平安守护系统中上传身份证、健康状态等信息并审核，每天工人进入工地时也需要人脸识别结果与系统匹配。这样也就杜绝了60岁以上工人进入工地的可能。其次，现在都需要为农民工办理专门银行账户来确保工资的按时发放，超龄农民工也没办法办理此银行账户。对于不允许进工地干重体力活的年龄限制，一些地区是60岁，一些地区是55岁。

即使拒绝超龄农民工进工地，一项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工的老龄化现象日渐凸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农民工人口总量为28560万人，平均年龄为41.4岁(11年前此数据仅为3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人口占26.4%，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十年，将陆续有7540万农民工达到60岁退休线。看向年轻农民工，报告显示，16-30岁的农民工比例也从2016年的31.9%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22.7%。

上述南京某大型建设项目副经理张祥表示：“现在肉眼可见工地上年轻小伙越来越少，导致项目上农民工越来越缺，人员结构极不均衡。工地上主力基本都是干了十几年工地活的中老年人。工地上负责机械操作的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但杂工、架子工等工种基本是一个年轻人都难看见。”

因为农民工老龄化等因素，农民工最为集中、风险最高的建筑业的安全管理多次被官方提及。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2019年人社部、住建部还联合发布《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吴正表示：“为了保障工人的安全性，工人在完成信息登记与审核后，还需要接受安全教育。包括告知他们桥梁等不同施工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还会安排消防、高温防护等知识教育。工地也会按国家标准设置多个安全员。对于一些特殊作业，如隧道作业会涉及粉尘污染，在工人进场前项目部会对其进行尘肺病的排查。担心工人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项目部也会安排检查人员定期去工地的集装箱宿舍检查管理。”

当超龄农民工退出工地现象逐渐扩围，王建东认为政策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如果我们这些老农民工像退休职工有养老金，谁会愿意这么大年纪还在工地上折腾。但同时年纪大了在工地确实容易受伤，工友伤亡的事遇见过太多了，你说怎么可能不担心。我两只手都被钢筋压断过，左小腿被工程车撞伤过。一旦受伤，只能依靠工伤保险的赔偿来支撑家庭收入，肯定没有工地活收入多，还需要人伺候自己。会耽误很多事。”

在政策保障上，2015年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未提交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证明的项目，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这也从源头上确保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全覆盖。

张祥表示：“现在工地上一般都是购买工程一切险、意外伤害险等险种，这类保险不记名、以项目为单位购买。单个保险最高能赔偿60万左右，所以一般项目部会综合选择买两份保险。并且，超龄工人没办法纳入工伤保险中，一旦超龄工人出事，只能项目部全部赔偿而不是由商业保险赔偿。”

城市融不进，家乡缺保障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最知名的一条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城市中落户，是61岁王建东未曾做到过的事。但谈起曾经在城市中的工作经历，他语气却一时高昂起来：“广州一个核心区的楼盘我参与修建过，当时售价才四五千/平米，现在听过单价都上十万了。那些有名的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我也基本都干过。最喜欢的一次工作经历是体育馆的维护。”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像王建东这样的农民工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工数仅200万人左右。伴随着城市群建设热潮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1989年农民工数暴增到 3000万，短短四年后农民工数更是增长至 6200多万，2021年全国农民工数已增长至29251万。在这期间，中国城镇化率也从1991年的26.37%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4.72%。但到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6.7%)仍相差18.02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没完全跟上城市化步伐。

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看来，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2005年，万广华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并一直呼吁中国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即户籍人口城镇化)。

对于为何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万广华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解释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将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7%以下，但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户籍人口超过50%，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进程。

杨志明建议，十四五发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赁住房市场中，要大力发展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小户型租赁式住房。这样既能改善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

对于王建东而言，比融入城市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更安心的在家乡生活、养老。

2021年，王建东的妻子做了一次腰椎手术，总费用1.8万元，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报销1.2万元，自费部分约为6000元。王建东觉得生病能报销这么多，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尽量不要生病，否则在医院总归要花钱，住院期间，在医院每天光买盒饭都要40多块。

王建东和妻子都没有交过农村居民养老金，王建东说，当地农村居民养老政策是60岁之前，每年交100元，至少要交15年，60岁之后才可以领取农村居民养老金，每个月约200元，村里老人大约只有一半交了这个养老金。“200块现在在农村啥也干不了”，王建东说。

对于养老，王建东还没来得及考虑，他眼看着村里的老人要不就在村里慢慢走着逛逛，要不就在家里看一天电视。他觉得到老了，有碗饭吃就行，“别讨子女嫌弃”，王建东说。

年轻人不愿进厂，老年人进厂难

如今，王建东的妻子每天要骑电动车二十多分钟到市区一家超市做清洁员，一月工资1250元;王建东则在村里帮人修房，一个月能有5000元，但一年最多也只有8个月能有活干。“60多岁，企业都看不起你”，王建东说。如果不做体力活，王建东就只能去干商场保安或者扫地，一个月能有2000元就不错了，难以养活一家人。计算上人情往来，王建东和妻子的开销在2000元左右。

广西驻广州办事处合作交流处处长覃焕焱以广西高龄农民工为例：“每年广西去广东创业务工的农民工超700万，45岁以上农民工占据65%。他们年纪逐渐上涨后找工作确实会面临一些阻碍，更多会选择转岗寻找适合他们的工种。在前些年人力资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工人上有更多的选择性。但近几年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用工荒现象，只要不是特殊工种，企业就不会严格限制工人年龄。”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关于“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引发多方讨论。制造业招工难、招年轻工人更难的矛盾从幕后走向台前。

一项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更高。《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现状调研报告》显示，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80.5%的人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44.26%的人掌握制造业技能。2021年人社部发布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更显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50.1%，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同时，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在日常工作接触和调研中，覃焕焱发现：“现在广西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至少有职业教育背景，会1–2门手艺，因此比较心高气傲，对于服务业相对排斥，更多是以当产业工人为荣，特别倾向于进科技型企业。都是他们挑企业，而不是企业挑他们。”

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沟通交流中，对于为何不愿意进传统工厂的提问，她得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反馈——服装厂工作太繁琐，对眼力要求比较高且工资水平没有竞争力;鞋厂需要接触胶水，认为不利于身体健康。这也导致服装、制鞋厂“一工难求”。

覃焕焱表示：“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招聘的工人都要求至少是85后。85前的产业工人，在传统工厂可能都做到师傅级、班长级，因为企业的机械化转型，导致他们如果不去学习，就会被产线淘汰。目前来看，主要会分流成三部分——部分农民工会选择转岗做家政等服务业、部分农民工仍选择去还没有机械化转型的传统企业、部分农民工通过学习新技能适应了企业的机械化转型。”

不断迭代的产业，对于农民工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如何保持技能的竞争力，对于农民工，特别是中老年农民工变得更为重要。

2017年，人社部提出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资金用于补贴失业保险职工的职业技能提升。从2020年开始，人社部在全国11个省(区、市)启动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试点工作。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发放职业培训券1926.72万张，用券500.72万张。“在服务农民工时，我们非常注重农民工的技能素质提升。每年广西政府都会拿出一大笔经费通过多种渠道征集优秀务工人员并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比如说电工、钳工、粤菜师傅、美妆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班都有。我们也积极跟很多人力资源机构对接，给予务工人员点对点的专业培训和岗位供给”，覃焕焱表示。

杨志明表示，“十四五”中国将进入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技工时代。现在劳动力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劳动力供给也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2010年后新增农民工出现下降。中国是个技工大国，技能劳动者超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工总量约30%。相较世界上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占50%左右尚有差距。因此，加大农民工技能提升，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是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