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正还记得自己在清华的第一堂体育课，当他自我介绍“我叫刘国正”时，学生中有了些骚动。

“嫁人就嫁刘国正”的传奇一战已经过去了22年，这个国乒历史上的经典战例发生时，刘国正的学生们大多还没出生。但依然有人与他合影、要签名——有些是给父母要的。

今年43岁的刘国正在国乒待了30年，2月初他通过短视频介绍清华乒乓球馆，第一次展示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清华大学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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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刘国正的自述。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提到我还是会想到那场和金择洙的比赛，那场大逆转成了我的职业生涯代表作，“大心脏”也成了我的标签，但回顾整个职业生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另一场比赛。2000年奥运会，8进4，我对阵瑞典名将佩尔森。

年初的吉隆坡团体世乒赛，决赛我们打瑞典，前两场比赛刘国梁和孔令辉爆冷输球，我作为第三单打必须得拿下这一分才能将悬念延续，当时对阵的是佩尔森，我赢了，那场胜利让我在比赛能力和信心上都有很大的提升。虽然佩尔森在团体赛上拿了2分，但1999年我们交手，我是赢过他的，所以奥运会相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第一局比赛也在我的掌控之中，顺利拿下。第二局16-12领先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佩尔森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那个球出来之后，我感觉台桌对面的他，突然变大了一些。佩尔森的状态完全出来了，第二局被他翻了过去。本来我是占优的局势，变得胶着，最终输掉了比赛。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且是在这种优势的情况下输球，这场失利对于我影响是非常大的，大概有半年时间我都走不出来。回看那时候的比赛，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去总结，自己对于比赛的把控能力，包括自己的技术特点等等都存在不足。那一年正好是乒坛改革，球的直径从38毫米改到40毫米。2毫米听着可能很小，但对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影响很大，尤其对以刘国梁为代表的正胶选手影响很大。

客观地讲，大球对我的技术上面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属于力量型选手，大球的速度会慢一些，就给我发力、主动造旋转的这种空间会大了一些。改完大球，我下半年的成绩慢慢有了提升，获得了公开赛的冠军，我这才慢慢走出了悉尼奥运会失利的阴影。运动员只能靠成绩提升自信，平时练得再好，赢不了球，都是白说。这么一个背景下，在转年的第十六届团体赛，诞生了我和金择洙的经典之战。

2.

说来也巧，自打那场比赛后，我好像再也没输给过金择洙，这种优势一直从球员延续到了教练时代。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比较了解这个人的，金择洙是热爱乒乓球的，并且愿意付出，他带队的态度也是比较严谨。所以从我备战的角度，对于他带领的韩国队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一直在关注他们这个队伍的状态。

那一年世锦赛，我们没有碰上，到了亚运会的时候，我们终于在决赛相见。我猜啊，他一定是信心满满的，那年亚运会我们是以锻炼年轻的队员为主，马龙和许昕两大主力都没去，樊振东挂帅，决赛出场的还有当时很年轻的林高远和王楚钦，韩国队肯定憋着劲儿，想咬我们一口。决赛前，我给队员开会，除了韩国队运动员，还把包括把教练员的性格也做了分析，韩国队对这枚金牌一定是非常渴望的，不论比赛打成什么样，他们一定不会放弃。作为中国男乒，我们必须要捍卫住中国乒乓球队的荣誉。

我对自己的运动员是很有信心的，2012年我转做二队教练员，在这时期，我把樊振东、王楚钦他们招入了球队，看着他们一步步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作为教练来说，最难控制的，就是场上运动员的心理层面，因为这个东西，天赋是一方面，后期的锤炼是一方面，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锤炼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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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作为率队出征的主教练，先从思想上去调动队员，然后再分析每一位对手的特点，针对性地看录像，让运动员脑子里面有对手比赛风格的概念和意识。

那场决赛的过程是比较顺的。特别是第一场，林高远跟李香秀的比赛，这本是一场下风球，但林高远打得实在是太棒了，总共3:0打完了以后，对手好像三盘加起来还没有得到11分，对林高远来说，那是一个高光的赛事。那可能是金择洙复仇的最佳时机，但是转型做教练后，那次亚运会我还是赢了他。我想起职业生涯后期，有时候参加商业比赛，还会碰见金择洙，那些老外特别爱开玩笑，他们见到金择洙就说：“刘来了”。

很多年轻队员都问过我，当时落后7个赛点，怎么顶下来的？其实就是心中的信念，相信我能赢，相信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够战胜对面。乒乓球只要没到最后一分，都是有机会的。这是意志品质的一个较量了，特别到了这种奥运会、世锦赛决赛，双方比的不止是技战术，更多是内心意志，看谁能顶得住，看谁先不崩溃。

不好意思，我先上个线，有个会议，需要签到。现在进了学校，每天都有很多的会要参加。在运动队的时候，每天负责管好你的队员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操心。现在当了老师，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的。

这个学期我每周有8节乒乓球课，2节校队训练课，一共10节课。报乒乓球课的学生，很多都是喜欢乒乓球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长辈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喜欢，小时候会有一些灌输、有一些接触，下课以后也是给我照相合影，然后签名等等这些，更有的学生说，是替爸爸妈妈要的。课间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介绍一下马龙、樊振东打球都是什么样的风格，主要是围绕着乒乓球的一个发展跟他们去讲，因为最后要落到学生自己他们要打球。

比如这学期我们的考核是正手攻，那我会拿这些球星偶像给他们举例子，中国运动员，正手必须好，是吧？到校队训练的时候，他们对乒乓球的了解更专业一些，可能会问的更多一些。有同学问我，这球拍是不是樊振东同款，我说是，他也用这个板。同学又问了，那我为什么打不出那个劲儿？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胳膊没有他的粗，哈哈。

这些学生和当年在队里的带的孩子其实岁数差不多，从教练到教师，我现在的任务，是要让每位学生都能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包括每个人这种思想层面，对于体育的这种价值的迁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到学校以后，我觉得体育不单纯是拿冠军，其实体育更多是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国家队当教练的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它毕竟是专项的，而且都是顶尖的，我要去跟运动员要有一个合拍，帮助他解决各种问题。对于运动员的技战术，包括心理层面、思想上的构造，性格的这种打造都会更加细致一些。

我有时候跟以前的队员们也说，等你们回到北京了，不忙的时候，我邀请你们到学校来跟我们校队互动一下，每天扎在训练场，出来到学校里，跟学生们聊聊天，也是一种思想的开阔。另外从学生和队员的角度来说，喜欢和热爱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经常会给学生们讲一些顶尖运动员的事例，乔丹、科比、伍兹，他们怎么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水平，那靠的不仅仅是日常训练和时间积累，他们靠的的更多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种热爱，一种执着。

所以在国家队那个层面，我要让年轻运动员真正地去热爱乒乓球。就像现在的马龙，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么高的水平，他为乒乓球所做出的贡献，对乒乓球整个未来的发展，都已经上升到很高的一个层面上了。

在国家队对当教练的时候，我们要求是7点15集合，我每天6点30起床，从亦庄开车过去半个小时。到清华教书，我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偏向到了北城，有课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早到，一个是怕堵车，再一个以前迟到会受到处罚，现在要是迟到，那属于教学事故。

1993年，我刚进国家队，住的是国家体育总局。那时候中国男队还属于一个低谷时期，正在从低谷爬上高峰，蔡指导带了他的教练组，前辈们每天训练、比赛，我们都在一起。后来国家队重返世界冠军，当时我还在二队，但是现场见证了那场比赛，那种时刻让我的目标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成为世界冠军。

2000年搬进了棋院楼。那时我们总局运动员的共同回忆，可能就是新世界、光明楼。刚入队的时候，还得自己买胶水，去外地集训前先去大采购，坐公交车，一站地就到了。包括旁边的幸福大街，以前都有好多小餐馆，有湖南菜，有北京涮肉。这一晃都三十年了，现在到了海淀这边，这种学术气息，科技气息就更重一些，在朝阳那边可能时尚感会多一些，比如三里屯、国贸还有合生汇，我周末总是带孩子去合生汇玩儿，对那边熟悉一些。

孩子是我选择离开国家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几年赶上疫情，陪自己队员的时间要比陪家人多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一份的付出可能球迷也好，外在也好，可能他们不一定完全知道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具体怎么付出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更多看的就是一个成绩的表象。

我有两个女儿，老大都上小学六年级，这个阶段可能要多一些跟他们的陪伴，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陪伴的话，可能再大一点以后，你想跟她聊，可能她都不搭理你了。所以我觉得在她们现在小学时期，这时候多给他们一些沟通，多一些陪伴的话，可能对她们未来的成长上来说也会有一些帮助。我大女儿下学期要转到到清华附（中）了。

她们现在也偶尔打打球，一个星期就一两次，得哄着她们打，很勉强。画画自己能花一下午，打球可能就20分钟，还得跟我讲条件。主要以锻炼为主，有乒乓球的基本技能，以后上大学了能跟同学有个项目能玩一玩，其实就非常好了。

外界对于国乒更多的是看一个成绩的表象，具体我们怎么付出的，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年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生活，陪队员的时间比家人都多。当年我退役的时候很多人也问是不是有点早，但伤病的问题确实没法解决，转做教练也不错。现在当了老师，我也很喜欢，每个阶段每个身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还有很多路，需要一步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