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VCR已死。在盖棺之际，它的真正意义也终于浮出水面。

　　在人们的怀旧记忆里，影碟出租店跟音像店或水烟馆没什么两样。店员要么是不修边幅的“火粉”(即火人艺术节的粉丝)，要么是谈起影碟来如数家珍的新嬉皮士。货架摆得横七竖八，墙上贴满海报，到处都缀满了小物。

　　这样的店面不是没有，但最早的影碟出租店完全是另一幅光景。它们是极简与秩序的现代化演绎。浅灰色墙壁，深灰色地毯，一盒盒影碟整齐划一地陈列在朴素的货架之上。店内静得呼吸可闻。有的和电视设备维修点拼店，有的独立经营，但门面貌不惊人。格调的展现点到即止：一抹荧光色，或一串风格化的字符就是全部。录像在成为文化之前，也曾是一种技术。

　　什么技术?在时空中开辟虫洞的技术，名曰“时光挪移”。有了录像带和录像机(VCR)，人们可以将特定时间播出的节目录制下来，留待之后观看。或者在电影结束上映之后，租用或购买影碟，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看片。这种局面持续了二十年时间，从1975一直到1995年，继而DVD(数字多功能影音光盘)接班，又将其延续了十多年。

　　但就在7月底，VHS格式VCR仅存的一家全球生产商船井电机(三洋电视北美业务的母公司)彻底停产了此类设备，理由是零部件难以采购。在VHSVCR的鼎盛时期，船井曾企及1500万部的销售高峰，去年其报告销量仅为75万部。与之相竞争的索尼Betamax格式VCR在2002年就已停产，相应录像带在今年春天停产。

　　毫无疑问，VCR已死。在盖棺之际，它的真正意义也终于浮出水面。

　　在一定程度上，VCR确实能挪移时光：将几个小时的个人时光挪移几天或几个月。而在此过程之中，它在人与人之间腾挪出了共享时光：它扩大了定时播出节目的观众群，构建起了影碟浏览和观看文化，使店售影碟和自录影碟的长期收藏成为可能。

　　在如今的流媒体点播和DVR(数字视频录像机)时代，当初VCR所能挪移的时光有多么有限，我们恐怕早就忘了。普通T-120 VHS录像带能录制两小时的标准(SP)内容。为延长录制时间，VCR也提供4小时的长时(LP)录制和6小时的超长时(EP或SLP)录制。实现方法是调慢刻录激光头，所以会导致画质和音质的严重减损。

　　你当然可以多买几盒录像带，但这些东西不仅费钱(80年代初，一盘空白录像带的售价约为25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65美元)，还占地方，录满后还得手动换盘。虽然VCR能够轻易将娱乐内容留到以后欣赏，这种传奇般的能力令好莱坞为之战栗，但都是以相对小块的时间为单位，而且成本相对昂贵、极其费事。

　　这类时光挪移的效果是温和的，而且基本服务于社交生活。当年的电视节目比现在少得多，就算有线电视也丰富不到哪儿去，如果能在出门约会或上班时录下一两集节目，你就可以跟上剧情，和亲品好友保持在同一进度，既可以为公司饮水机旁的闲扯提供谈资，也便于跟上下一周的直播剧情。VCR不是逃避共处的传送门，而是专为共处所设。

　　VCR创造出了一组固定的活动——围绕两小时的录像所展开的活动。

　　再看看今天的电视观看百态，“准时收看”依然存在，甚至有更趋普遍之势。观看途径倒是多了很多，不论是当时还是过后。收看直播依然可行;凭借高容量的DVR，录制几周或几个月的节目都不在话下;你可以选择Netflix、亚马逊和Hulu等流媒体服务，也可以向HBO等电视台网直接订阅。电视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不限设备;在家、坐公交、在星巴克排队，乃至在Target超市上洗手间，无处不可。

　　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催生出来的千百种时光扭曲方式，VCR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在1981年，极速通信成本高昂、手段复杂，用VCR挪移时光的电视观众是安全的：第二天早上的公司咖啡机旁，他们还是有可能被剧透，但吃完工作晚餐回到家中，这段时间可保无虞。由于长途电话收费高昂，东西两岸的时差进一步加大了这种缓冲。而且报纸前置时间长，版面寸纸寸金，像今天这样的“翌日回顾”完全没有存在土壤。Facebook或Twitter上那种实时轰炸也无从谈起。时间本来就没那么碎片化，VCR对它的调度能力也相对有限。站在如今的视角看去，“时光挪移”的描述放在1977或1982年颇有些大言不惭，哪怕放在1997或2002年都有些过了。

　　VCR时代的观影跨度也跟如今颇不一样。及至好莱坞从VCR威胁论中走出来，意识到它们打开了一条巨大的财路，即影碟销售，之后的观影周期就变得很有规律。电影先是在电影院上映，约莫半年之后，第一批影碟发行。这些最早期的VHS影碟很贵，售价在80到100美元不等，由此便产生了面向机构(如影碟出租店)销售，进而向个人出租的局面。零售版的平价影碟是后来才出现的。

　　这个过程雷打不动。先去电影院观影，若是喜欢或者怀念，就等半年后影碟发布再说。到80年代后期，影碟出租店已经会预测需求，在墙上张贴最新影碟的海报，也就是两个季度前的票房大片。最后，新碟变成旧片，被发配到店铺中央，之前的热销影碟至少都有一张陈列在此。再往后，电影开始销售电视转播权，人们得以用空白的VHS录像带进行长时录制，以便留给后代观看，至少先在抽屉或架子上存着备用。

　　看电视成了每天晚上“生存还是毁灭”式的自我拷问。

　　这种仪式的规律性让今日的家庭观影模式显得杂乱无章。大多数影碟出租店都已关门，不过很多人还是用电脑或机顶盒照看不误;流媒体已是家常便饭。但和影碟发行不同的是，每部影片的流媒体播放权都由制片公司和各家流媒体服务单独协商决定。对于新片何时可供有线电视或流媒体点播，我们已经无从预测。在Netflix或亚马逊上，旧片的出现几率并不比新片高，影片目录和所有事物一样，在互联网的大爆炸中变成一堆碎片。

　　最终，影碟数量之巨也让影碟出租店的生意陷入停滞。观影群众的可支配时间固然多了，但几乎不可利用，因为选项实在太多。这样的局面一度仅限于影碟出租店。但到了流媒体时代，情况就越发不可收拾了。多家服务商都提供让人眼花缭乱的内容目录，新旧与原创内容一齐上阵，看电视成了每天晚上“生存还是毁灭”式的自我拷问。

　　VCR几乎没有颠覆什么，也没有击碎任何东西。它只是创造出了一组固定的活动——围绕两小时的录像所展开的活动。

　　互联网的确导致了VCR的边缘化，但它也支撑了千千万万种类似的共享文化经历。即便如此，对于VCR所代表的这种共享经历，公众独有一份怀旧之情。

　　想想上周，新闻媒体是如何竞相报道VCR之死的。报道内容大致相同，都回顾了VCR的60年历史：七十年代中期的青葱岁月，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的式微，及至被DVD和流媒体服务所取代。除了有关悲剧事件和混乱大选的消息，还能有另外的消息能在一片嘈杂中立即引发人们的关注，这令人感到欣喜和宽慰。共享经历总是稍纵即逝，我们对它的渴求也从未如此强烈。这就是为什么一条颜色存在争议的裙子，一场城市内的羊驼围捕行动，希拉里那条让特朗普退推的推文，以及互联网上其他所有的鸡毛蒜皮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焦点。

　　把80年代的通信技术考虑进来，这种对消息同步性的渴求就更好理解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新闻都来自报纸，最多一天一次。电视网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消息各有多灵通以及是否同步，人们基本处在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比今人严重多了。

　　小范围的局部信息同步——这正是人们怀念VCR的地方。

　　而Netflix这个当仁不让的VCR继承者刚好在船井宣布停产前发布了原创剧集《怪奇物语》(StrangerThings)。在这部阴谋惊悚剧中，12岁男孩威尔·拜耳斯神秘失踪，而此事似乎与附近“霍金斯国家实验室”的超自然实验有关。这部剧集也是一场对1983年的怀旧盛宴，故事发生的这个年份恰好是船井开始生产VCR的时间。当时流行的还有BMX小轮车、《龙与地下城》以及冲撞乐队。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该剧所围绕的核心，其实是对小范围、局部消息同步性的奋力探寻。

　　迈克·惠勒，其中一个少年主人公，用对讲机和附近的朋友卢卡斯保持联络，共同寻找着拜耳斯的踪迹。迈克的姐姐南希因为回家太晚、没有电话告知家人而受到责备。而拜耳斯则困在一个怪物出没、看似平行宇宙的地方，试图用电子设备发送消息，以期逃离困境。

　　这就是VCR的文化发源点：一个虫洞，沟通时空上非常接近的两点。它一反80年代迅速去监管化、无拘无束的时代潮流，成就了一种温和的技术干预。同样是你我，只是往后推移了一会儿。小范围的局部信息同步——这正是人们怀念VCR的地方。它只是一部毫不起眼、甚至有点丑陋的机器，但那笨重的录像带帮我们沟通了不久前的过往，以及不久后的将来。

　　翻译：雁行

　　来源：The Atlantic

　　造就：线下剧院式的演讲平台，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